蓝封的日志少了一页。
三月十九号下午两点，邱岸把那册子放在吸墨纸上。蓝布面，右下角磨白，书脊翻开的时候响了两声。陶砚从第一页数起，1998 年 9 月，到 2002 年 12 月 18 日，一页不缺。2002 年 12 月 19 日那一页不在了。
吸墨纸是深灰色的，铺在邱岸的桌面上，边缘压着两块镇纸。册子摊开以后，纸面上留下一圈浅印，是刚才托过的地方。邱岸的手一直放在桌沿，没有伸进来。
第一遍他顺着日期往后翻，翻一张报一个日子，报到 2002 年 12 月 18 日为止。第二遍他不管日期，拇指肚从书脊的缝里一页一页往下蹭，蹭到最后一张，张数比第一遍少一张。
两遍都少同一张。
装订线上留着一道毛边，纸茬朝外翻，撕口不齐。是手撕的。
「这一册是我的。」陶砚说。
「是。」邱岸说，「1998 年 9 月队里发的，一人一本。封面印队徽，第一页印表头。跟您现在用的一个格式。」
「您怎么拿到它的。」
「2002 年 12 月 26 日，队里清旧库，我签的字。二十三本入册，这一册单存，登记本上没有，我在出库单上补了一行。」邱岸把记录簿翻到那一页，转过来，「出库单上写二十三本（射击队），我照着数签的字。蓝封那一册跟队里的货不放在一处，是我单独抱出来的。二十二本装了袋，这一册我两手托着，从头到尾没放下。」
「补的那一行写的什么。」
「‘另存，蓝封一册，射击队’。」邱岸用指甲点了点那一行，「在备注栏。跟签名那行不是一支笔，那支笔是队里的。」
「二十三本是一起交的。」
「一起交。出库单上只有一个数。」邱岸说，「这一册不在数里，也不在袋里。」
「那它在哪儿。」
「在我手上。」邱岸说，「我签字的时候，它在我手上。」
邱岸把记录簿往后翻了十几页，翻到夹着一张卡纸的那一页，用两根手指把它抽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卡片是库房的登记卡，正面印着格子和编号栏，编号栏里是钢笔写的 B-04-23。背面是空白的，只有三行铅笔字：三排四格、2011 年 6 月、随旧器材。
「B 是旧器材，04 是第三排，23 是从下往上数第四格。」邱岸说，「2011 年 6 月清过一次旧器材，登记卡换过一张，这张是那年的。」
「清了几次。」
「2002、2007、2011、2016。」邱岸说，「四次。每次都在同一格。旧器材五年清一次，日志不清。」
「四次您都在。」
「四次都是我一个人点的。」邱岸说，「年底盘点也是我，一个人，一张台账，一支笔。点完签一个名字。」
陶砚看着那张卡。铅笔字很淡，三个字的笔迹一样，是邱岸的字。卡纸的边角有一处卷起，卷起的地方压着一枚透明胶带，胶带已经发黄。清库记录停在 2016 年，下一次是 2021 年 6 月。2021 年 6 月，这册已经不在库房。
「我以为它烧了。」陶砚说。
「没有。」
「那它这二十三年在哪儿。」
「中心的库房，第三排，从下往上数第四格。」邱岸说，「跟一批旧器材放在一起，编了号。旧器材五年清一次，日志不清。」
陶砚用指腹压了压那道毛边。压不平，纸茬的断面有细小的纤维竖着，像一排断了的针。
他从桌上抽了一张废纸，对折，撕开。断口也是朝外翻的毛边，纤维长短不齐。他把两张断口并在一起比了比，又把废纸团起来扔进纸篓。纸篓是铁丝的，边上挂着一圈头发。
「撕的时候您在旁边。」他说，「您离多近。」
「一臂。」邱岸说，「看得见断口，看不见纸上的字。您的本子那时候是合着的。」
陶砚把手掌在册子上按平，又松开。
「合着撕的。」
「合着撕的。」
「那就不是随手撕的。」陶砚说，「随手撕不会先合上。」
邱岸把笔在指间转了半圈。
「12 月 19 日。」他说，「这一页是我撕的，还是别人撕的。」
「不是我撕的。」邱岸说，「撕的时候我在旁边。撕的人让我出去。」
「谁。」
「我不能答。」
「为什么不能答。」
「因为那一页上写的东西，不是我的。」
「那我问一个别的。」陶砚说，「我师父改我的日志，改完他都要讲。」
「您师父是个讲究的人。」邱岸说。
「他改了什么，改成了多少，为什么改，当着人讲。」陶砚说，「他从来不在我背后动本子。」
「这一点我不怀疑。」邱岸说，「只是这跟那一页没有关系。」
「有关系。」
「您要是非说有关系，我也不能拦着。」邱岸说，「只是我手里没有能接上这句话的东西。」
「你有。」陶砚说，「你那天晚上在走廊另一头。」
「我在。」邱岸说，「我在，可是我没有看见。」
「清旧库是 12 月 26 号。」陶砚说，「我腊月二十八走的。1998 年 9 月到 2002 年 12 月，四年零三个月。」
「四年零三个月。」邱岸说，「从您入队那天算，到您走那天算，一页不缺。」
「12 月 26 号我在哪儿。」
「您在办手续。」邱岸说，「体校的介绍信是 12 月 24 号开的，那天您到队部签的字，我在走廊里看见您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」
「空的还是满的。」
「看不出来。」邱岸说，「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那种，就是折了口的。」
「三个月后我还在找它。」陶砚说，「三月几号我回队部问过一次。」
「3 月 4 号。」邱岸说，「您问的是队里的旧库。我说旧库在中心，中心在隔壁楼，您从窗口看见了那边的窗户。」
「您那天没说我这里有。」
「我说了我这里没有。」邱岸说，「我说清旧库那天是我签的字，单存的那一册在库房第三排。别的我不能说。库房钥匙在库管那儿，不在我这儿。」
陶砚抬起头看他。
邱岸把笔帽拧上又拧开，拧开之后没有写字。
「12 月 19 号晚上，射击队办公室里有三个人。」陶砚说，「我师父，你，我。门开着，走廊尽头有脚步声。我跟我师父说了三句话，第三句完了，本子摔在门框上，散了。你在走廊另一头。」
「我在。」
「那本子是我自己的。」陶砚说，「摔的是我自己的。回办公室捡的时候，是我捡的。三个月后我还在找它。」
「三个月后它已经在库房第三排了。」邱岸说，「您找它的时候，我正在清点旧器材，编号写到 B-04-23。」
陶砚没有说话。他翻回 12 月 18 日那一页，看那一栏：时数栏写着 6.5，偏差栏写着「后坐左」，备注栏空着。他再看前面一页，12 月 17 日，时数 7.0，偏差栏空着，备注栏空着。他一路往前翻，1999 年，1998 年，备注栏全是空的。
他改了一个方向，从 1999 年那一头往回数。
1999 年 12 月，时数 4.0，备注栏空着。1999 年 8 月，5.5，那一栏还是空的。再往前，1998 年 10 月，2.0，纸更软，翻起来带出一串细响。
翻页的手感不一样。1999 年的纸是道林纸，薄，指腹压下去能压出印子，松手印子还在。2002 年的纸厚一些，脆，边上起了毛，翻快了会掉渣，掉下来的渣落在桌面上，是白色的碎屑，指头一碰就散。他的指腹上留了墨，蓝色的，嵌在指纹的纹路里。他把手指在册子的硬壳上蹭了两下，蓝还在。
每一页的右下角都有一个折角，两指宽，是他自己折的，压得很实。翻页的时候指甲在折角上刮出白印。他没有停下来把它们一个一个挑开。
他停下来。
「备注栏。」他说，「这一册的备注栏，有字吗。」
「有一页有。」
「哪一页。」
「您要找的那一页。」
陶砚把手指按在装订线那道毛边上。
那页上写着他的字。他的字他认得——他写数字的时候，起笔重，收笔轻，8 写得比 9 小。他的字旁边还有半行不是他的字。师父写「记」字的时候，最后一笔总要拖出去一点，像甩掉手上的水。
那一栏的时数是 812。
「我师父写过那一页。」陶砚说。
「他写过。」
「写完的那天晚上就撕了。」
邱岸没有回答。
「如果是师父撕的，他为什么要你出去。」陶砚说，「那天晚上他不怕你知道。队里所有的事他都当着人讲。」
「那就得看他撕的是哪一天。」
「不看他撕什么。」陶砚说，「看谁撕的。」
他把日志合上，蓝布面朝上，四角对齐桌面。
「3 月 6 号您送我到电梯口，问了我一个数。」他说，「3,100。」
「是。」
「那是什么。」
「这个数现在不在我这儿说。」
「那在哪儿说。」
「在您那本子里。」
陶砚看着他。邱岸的表情没有动过，那张脸上从头到尾只有客气。
「您知道它在那儿。」
「我知道它在哪儿。」邱岸说，「我不知道您会不会翻到。」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，一式两份，抬头印着中心的名字，下面是一张表格。表格分成三栏：品相、数量、备注。品相那一栏是空的。
品相那一栏下面印着三个可选项：完整、缺页、不适用。三个都没有勾。表格右下角是填表人签字和日期，填表人那一栏已经印着邱岸的名字，笔迹跟记录簿上的一样。
「2002 年这一册，交给委员会的时候要填品相。」邱岸说，「您先填。」
陶砚把笔拿起来。
「填’完整’，这一栏就过去了。」邱岸说，「填’缺一页’，您 2003 年交的那份承诺书上写的是原始记录不得缺页。一年之内从您手上少了一页，这一页就落在纸上了。」
「它已经缺了。」陶砚说，「我不填，它也在那儿。」
他在品相那一栏写了三个字：缺一页。
后面数量写「一册」，备注栏他写：2002 年 12 月 19 日一页缺失，装订线处撕口，边缘毛边。
写完他停了一下，把「装订线处撕口」后面的字又看了一遍，没有改。
邱岸把那张纸接过去，看了两秒，用两只手把它推正，纸边对齐桌沿。
「这本我要带走。」陶砚说。
邱岸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单子，两联，压在回执下面。
「领用单。」他说，「这一册在库二十三年，今天出门，库房要销号。销号要领用人签字。」
「签谁。」
「签您。」邱岸把笔递过去，「签在’领用人’那一栏，日期写今天。我的名字在’经办人’那一栏，签过了。」
陶砚接过笔，在’领用人’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两个字，写得慢。签完他看了一遍，把单子推回去。
邱岸把两联单子对齐，用回执压着。
「存根留我这儿。」他说，「联交您，带走的那联上有今天的日子，也有您的名字。二十三年之后，谁翻到这一联，都知道这一册是谁领走的。」
「出库单呢。」
「出库单是一式两联，都在中心。」邱岸说，「2002 年那本中心的档案归到人事，不归我。所以那一联现在不在我手里。」
「那一联上有没有写这一册。」
「出库单上没有。」邱岸说，「补的那一行在联上，两联都有。」
「两联都有。」
「两联都有。」邱岸说，「这就是我说的一页不缺。」
「4 月 18 号之前交二十五本。」他说，「这一册，加上您从 2003 年开始的二十四本。二十四本里，备注栏空着的页，您打算怎么办。」
陶砚把笔拿起来。
他在品相表的背面写了一行：2003 年 3 月 12 日，偏差一次，后坐偏左。写完自己看了一遍，用拇指肚把那行字抹掉，纸面上留下一道灰。灰没擦干净，他又用笔帽在那一块上刮了两下，纸起了一个小毛。
他停住。笔尖悬着，落在纸面上又抬起来。
「不填。」
「空着的页，委员会要问。」
「他们会看到空的。」
「他们看到的是’这个人练了二十六年，一次失败都没有记下来’。」邱岸说，「这句话不是我说的。是表格自己说的。」
「2003 年那二十四本，」陶砚说，「也是队里的格式。」
「基地发的。」邱岸说，「跟 2002 年那本一个样，封面印队徽，第一页印表头。」
「我也折角。」
「您每一本都折。」邱岸说，「24 本，每一页的右下角。」
「折角里放过东西吗。」
邱岸看了他一眼，从文件夹里抽出另一张纸，横着推过来。
「领用登记表。」他说，「一本一行，25 行。备注那栏我填的是’折角全空’。」
「每一本都写了全空。」
「每一本都写了全空。」邱岸说，「填这张表的时候我还问过自己，写不写。写’全空’，将来有人翻出来，是一张白纸。写别的，就成了我在替您证明什么。」
「所以写全空。」
「所以写全空。」
陶砚把笔放回桌上，笔尖朝里。
「补上就是编。」他说。
「补了是什么意思。」
「补了就是我记过。」陶砚说，「我说我记过，这二十六年里就有一页是我编的。」
「您不补，就让他们这么写。」邱岸把回执的第一联撕下来，收进文件夹，「4 月 20 号之前。」
他跟着陶砚走到电梯口，跟 3 月 6 号那天一样的位置。楼道里没有别人，脚步声是两个人的，一重一轻。邱岸的鞋底是软的，每一步都有一声闷响；陶砚的是硬底，走快了不响，走慢了才响。楼道的墙皮在腰高的地方有一道横印，漆掉了，露出底下的水泥。
他手里那册蓝封日志是横着抱的，蓝布面朝上，右下角磨白的那一块贴着他的小臂。
「陶教练。」
陶砚停下。
「您那本日志，」邱岸说，「每一页的右下角都折过。」
「那是我的习惯。」
「队里发的本子不折角。」邱岸说，「您自己改的。」
「陈守拙的格式，我自己改的折角。」
「那您自己找吧。」
电梯到了。门开的时候里面没有人。
陶砚在服务区停了车。仪表盘的光从底下照上来，他把那册蓝封日志摊在方向盘上，从 1998 年 9 月翻起。他看了自己十七岁的字，看了两个小时。他一页一页翻过去，每一页的右下角都折着一个夹角，空的。翻到 12 月 18 日，他停住。
那一页的夹角里有东西。
他用指甲把折角挑开。里面是一张对折过两次的旧纸，比日志的纸更旧，边缘毛糙，折痕发白。他把纸摊开在方向盘上。
纸上只有一行手写的数字：
3,100。